·寻古识今·
李楠
1492年意大利航海家、探险家克里斯托弗·哥伦布在西班牙女王伊莎贝拉的支持下，发现了一个对于当时欧洲人而言全然未知的“新世界”，即美洲大陆。自此以后，一个被称之为“哥伦布交换”的现象在新旧世界之间出现。
“哥伦布交换”主要是指原属于新旧世界各地没有联系的疾病、农作物、人口以及观念等，在哥伦布发现美洲之后发生了空间地理上的大转换。具体而言，例如在农作物方面，原产于美洲的土豆、番茄、甘薯、辣椒等作物在哥伦布发现美洲之后，被大航海贸易传播到了欧洲旧大陆; 而作为地广人稀的新大陆也为旧大陆提供了更多的土地，促进了旧大陆诸如棉花、大豆等作物在美洲迅速发展。那么对中国而言，作为旧大陆的重要组成部分，“哥伦布交换”现象，特别是美洲作物引入是否也发生在中国？如果在中国发生，那么对中国经济社会又有何影响呢？
“哥伦布交换”是否发生在中国，答案是肯定的。而且不仅有疾病，如梅毒1505年传播进入中国，更重要的还有美洲作物的引入，如玉米、番薯、马铃薯、南瓜、花生、向日葵、辣椒、番茄、菠萝、烟草等近30种。而在这些作物中，与中国自然生态地理环境更加适应并且对中国社会影响最为深远的当属明代后期传入中国的玉米与甘薯两种美洲作物。
玉米又名苞谷、苞米，是禾本科一年生植物，起源于南美洲地区。虽然在南美洲当地印第安人早在距今7000年前就开始种植玉米，但玉米进入中国却是在16世纪中期，随着美洲大陆的发现逐渐传入中国。对于玉米如何进入中国，历史学家与农业史专家经过考证，认为玉米主要从西北、西南、东南三个方向进入中国。如嘉靖三十九年（1560）《平凉县志·华亭县物产》中记载，时人称玉米为番麦或西天麦，并且该作物已经在华亭县种植。这不仅成为玉米从西北地区传入我国的重要证据也是中国最早关于玉米的记录。西南路线假说的证据则是从嘉靖四十二年（1563）《大理府志》、万历四年（1576）《云南通志》中的记录获得。如在《云南通志》中显示在云南府、姚安府、顺宁府、北胜州、鹤庆府、蒙化府、景东府均有“玉麦”的记录。这些历史证据不仅证明了西南路线假说的成立，而且表明引入时间大约在16世纪70年代前后。最后是东南路线假说，支持这一判断的历史证据主要是万历七年（1579）《龙川县志》、万历四十年（1612）《泉州府志》中的历史记载。
但需要指出的是，虽然历史学家考证了玉米进入中国的三条基本路线，但他们认为三条路线互不关联，各成体系，各自所引入的玉米品种也有所差异。而且认为玉米实现全国性的传播与扩散主要得益于东南地区的引入。这一方面得益于玉米本身与中国传统旱地作物如粟、黍、小麦等相比具有产量高，环境适应性强的优势；另一方面则得益于我国东南地区人口密集，人口土地之间矛盾较为尖锐，而且明代后期这里成为移民的主要人口输出地区。因此，伴随着人口的不断迁移，玉米也随之向全国扩散。
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下另一种非常重要的美洲作物，甘薯。甘薯为旋花科甘薯属一年生或多年生蔓生草本植物，起源于墨西哥以及哥伦比亚、厄瓜多尔、秘鲁等地区，于16世纪传入南洋传入中国。关于甘薯传入中国的路线主要有两个假说。一种说法以何炳棣教授为代表，其根据明代《大理府志》与万历《云南通志》中有关红薯的记载，强调甘薯从西南地区引中国。但是这一假说受到了以曹树基教授为代表一些列学者的挑战。在一篇发表于上世纪末名为《玉米、番薯传入中国路线新探》的文章中，曹树基教授首先承认虽然明代《大理府志》、《云南通志》中的确有红薯、山药、紫芋等记载，但这些作物属于薯芋类作物与从美洲大陆传入的甘薯完全不同。其次，经过考证云南地区甘薯的真正种植发生在清代中期。因此，如果在云南境内早期不存在甘薯的种植，那么西南传入假说也自然也不成立。这一判断也得到了北京大学韩茂莉教授研究的支持。因此，东南海路传入说获得了最有利的支持。甘薯大约16世纪后期甘薯从东南海路传入中国，进而向中国内地进行传播与扩散。
那么美洲作物特别是玉米与甘薯的引进对中国经济社会又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呢？是否也会出现类似于Nathan Nunn与Nancy Qian关于土豆在欧洲传播的社会影响，土豆引入导致后欧洲旧大陆人口在1700-1900年上升25%~26%，城市化水平上升27%~34%呢？
的确美洲作物特别是土豆、甘薯、玉米等凭借其产量高、热量高、生态环境适应性强的特点对旧世界传统的旱作作物形成了巨大的冲击。这种冲击不仅改变了旧大陆传统社会的种植结构和农业生产轮作方式，同时也改变了人们的饮食结构。特别在自然条件比较恶劣的地区和自然灾害发生时，这些新传播的美洲作物与传统作物相比显示出更多优势，大大提高了人口的生存概率，降低了死亡率，进而使人口得以迅速增长。就中国而言，在明代洪武二十六年全国人口大约6000多万，但到万历二十八年全国人口增加到约1.5亿人。这样的人口快速增长是否可以利用美洲作物的扩散种植而加以解释呢？
近期，香港科技大学龚启圣教授与复旦大学的陈硕副教授就明代玉米在中国的广泛传播及其对明清时期人口增长之间的关系进行考察。他们利用1600年至1910年府级数据，结合不同地区引入玉米时间上的差异，考察了玉米种植对人口增长的因果影响。研究发现，美洲作物的引进可以解释中国1776-1910年近19%的人口增长，但遗憾的是玉米在中国的传播与扩散并没有产生与欧洲一样的后果，没有推动中国城市化的发展，反而将中国带入了新的马尔萨斯陷阱之中。
美洲作物在中国的传播与扩散除了对人口数量和地区人口密度的直接影响外，另一个重要影响则在于对于社会稳定的影响。中国传统社会是一个灾害频生且以农业为主的国家，由此使生存在这方土地上的人们形成了靠天吃饭的传统。一旦遇到较大的自然灾害，特别是旱灾，粮食绝产，百姓生存便受到威胁。
因此，为了生存，获得必要的维持生存的粮食，社会冲突、农民起义变由此而生。而美洲作物的引进，特别是玉米、甘薯这类高热量食物的增加，是否可以为历史上这类自然灾害与社会稳定之间的因果循环提供一些改变呢？特别是美洲作物增加了人们生存的概率，进而降低了人们揭竿而起或者作为盗匪的选择。这一假说近期被加州大学圣迭戈分校的贾瑞雪教授的研究所考察。在其发表的名为“天气冲击、甘薯与中国历史上的农民起义”的文章中，她主要讨论了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天气冲击是否可以导致农民起义，第二个问题则是甘薯的引进是否会降低农民起义的概率。研究结果发现，在甘薯被引进以前，旱灾是引发农民起义重要因素，但在引入甘薯之后这一概率水平仅为从原来的70%下降到20%。可见美洲作物的引入对维护社会稳定具有较大的意义和作用。
可见，中国作为旧大陆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之后，也受到了“哥伦布交换”的影响。而在这些新旧大陆农作物、疾病、人口的空间交换过程中，美洲作物对中国社会产生了较大的影响。美洲作物的引入不仅改变了中国农业生产结构和人们的饮食结构，而且对中国传统经济社会产生了重大影响。这种影响不仅促进了明清之际人口的快速增加，而且对传统社会因自然灾害导致的社会不稳定有一定制约作用。但与土豆对于欧洲作物影响不同的是，美洲作物的引进在中国未能成为中国进入工业革命和城市化快速发展的重要源泉，反而这种快速的人口增加使中国再次陷入到马尔萨斯陷阱之中。 （作者系上海财经大学副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