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17日上海财经大学百年校庆日当天，上海财经大学百年校庆财经季系列高端公益讲座开幕式暨第一讲邀请著名经济学家、上海财经大学特聘教授、上海财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生导师、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学部主任程恩富教授作题为《中国特色经济学助推民富国强》的报告
【编者按】2017年，上海财经大学喜迎百年华诞。为此，学校于全年开展以“承上财厚德博学之志，传百年经济匡时之魂”为主题的各项学术活动、人文活动、公益活动、庆典活动。为彰显“学术校庆、人文校庆、公益校庆”的特色，发挥大学的服务社会功能，学校积极组织近百名上财优秀专家教授、中青年学术骨干、知名杰出校友走出校门，走进企事业单位、社区，面向全市乃至全国，惠及广大校友和社会公众，推出贯穿2017年全年的百年校庆百场公益讲座，主题涉及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领域，贴近现实，贴近民生，主要分为哲学与生活季、文化科普季、财经季三大系列，其中“财经季”系列是最具有鲜明财经特色的公益讲座。截至目前，已经陆续开展了60余场讲座。
9月17日百年校庆日当天，上海财经大学百年校庆财经季系列高端公益讲座开幕式暨第一讲邀请著名经济学家、上海财经大学特聘教授、上海财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生导师、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学部主任程恩富教授作题为《中国特色经济学助推民富国强》的报告。
以下为程恩富教授的部分演讲内容。
习近平总书记说过，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有信心、有能力实现这个目标。今天的中国正在走向世界舞台的中央，特别是在经济上。世界著名的左翼经济学家阿明曾提出过“中心外围理论”，今天的中国还是外围吗？还是依附于发达国家吗？已经不完全是，但怎么来表述呢？或许可以用“准中心”这一概念，美国等七国集团是经济的中心，中国既不依附他们，又不是外围国家，这就可以被称为“准中心”国家，尤其是在“一带一路”、金砖国家、上合组织等国际合作框架的背景下。
讨论中国富强，还要注意讨论标准的问题。有这样一个说法，说中国人喜欢比较：工业要和美国、德国、日本比，农业要和荷兰比，军事要跟美国比，我们的生活要跟瑞典、挪威比，足球还要跟巴西等国比。这样比较是存在问题的，它当然有利于激励我们砥砺前行，但就此认为中国不行，那么这个结论就片面了。
中国的民富国强，有几个主要数据支持。第一是按照购买力平价衡量的GDP，在这方面我国已经超过美国，2016年美国只有18万亿多一点，中国是21万亿多，印度只有8.7万亿。以购买力平价衡量的GDP，中国在2015年就超过了美国，2016年继续超过，差距越来越大。第二，国民生产总值，这个数字上中国比美国差一些，但是比印度要高得多。那么人均呢，因为中国人口比较多，所以人均数跟最发达的国家相比还比较少。第三，现代化指数，按照中国科学院每年发布的报告，其中的10项指标，2013年的情况是，瑞典目前最高，中国是73名，印度是99名。根据今年《经济日报》发布的数字，中国家庭的财富状况是人均财富将近17万人民币，其中房产净值要占66%，城镇里面房产占整个家庭资产的比重比农村要高，前者是69%，后者是55%；动产方面，家用汽车占比比较高。
从这几个数字里面可以看出，中国建国以来发展速度在全世界是较快的，改革以来更快。而国情和我们差不多的印度，发展不如中国，且如果印度不搞社会主义的话，那么印度是赶不上中国的。当然还有前提，就是中国不搞资本主义。现在有些舆论认为印度是最大的民主国家，现在经济比中国弱，可能若干年以后就赶上中国了。但1949年中国和印度的人均GDP都差不多，而且印度的地理条件比中国好，中国人均耕地是1.7亩，印度人均耕地是3.7亩。加之印度的教育都是非常之差，总体上与中国比要差15年到20年。
2008年以来，西方发生了严重的金融危机、经济危机、财政危机，三大危机和各种社会问题结合在一起，危机更加复杂。2008年以后的两三年，美国的经济专家提出“经济新常态”的概念，美国等国的经济发展不可能太快了，贫富差距也很难缩小，财经危机也很难解除，失业率长期居高不下——这样的社会经济景象叫做“新常态”。到现在为止，金融危机已经将近十年了，但西方国家仍然没有达到过他们过去发展较快的阶段，所以西方国家的新常态是一种信心丧失的反映，而且跟事实是相符的。
那么中国的经济新常态是什么呢？十八大后的第一年，我们的经济增长从百分之8点几变成了7点几，这首先是经济规律决定的，但第二不能忽视人的主观能动性，这也是中央政府政策掌控的结果。如果中央政府希望继续保持超高速经济增长，是没有问题的，关键是要不要保持这样的速度，那就需要权衡，要考虑经济结构是否合理，还有经济效益、经济质量会不会受到大的影响，也就是经济学讲的速度、结构、效益、质量是不是最佳。
所以十八大以来，决策层认为百分之7点几的经济增长率是最佳，当然实践下来，我们是6.7左右。所以，中国的“新常态”是主动调节的结果，所以总书记讲要适应新常态、引领新常态，对理论工作者，还要进一步探索新常态。
中国的新常态和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经济新常态有什么区别？
第一，增长速度比较。根据世界银行统计2008年到2016年，美国GDP的增长速度只有1.3%，最近几十年平均速度都没有超过2%，英国上世纪到现在一百多年的平均速度都没有超过2%，日本的GDP增长只有0.4%，欧盟只有0.6%，而中国在持续三十多年高速增长后，2013年到2016年的年均增长率为7.2%，平稳地实现了从高速增长转向中高速增长。中国经济新常态的第一个要求就是速度的适当减弱、转向。
第二，失业状况比较。2008到2015年美国的失业率是7.5%，2016年5%左右。2008年到2015年欧盟的失业率是9.5%，相当高，有的国家更糟，而且主要是年轻人失业。近几年中国的城镇失业率只有4%多一点。根据瑞士发表的世界竞争力报告，在63个主要经济体当中，中国的就业状况排在首位，就业综合状况相对最佳。
第三，政府债务比较。美国等西方国家向民众收税形成财政资金，然后去救助那些私人垄断组织，所以政府债务不断攀升。当然它的攀升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军费不断增加。所以美国的债务占GDP的比重很高，中国各级政府的债务大大低于美、欧、日等西方国家。
第四，实体经济比较。尽管若干年中国的虚拟经济发展比较快，也有超过实体经济需要的现象，但是总体还是合理的，比西方国家要好得多，所以中国没有金融危机。但是要防范金融风险，尤其要防止金融的系统性风险。而且从去年年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也明确提出，总书记的一系列讲话都强调金融发展一定要为实体经济服务。西方有一个专用名词“脱实向虚”，我们现在要倒过来“脱虚向实”，这里面也包括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着力搞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金融积极为实体经济服务。
第五，收入消费与贫富差距比较。西方国家1%的超级富豪的收入急剧增长，有名的一本畅销书《二十一世纪资本论》，有一个结论，就是西方主要国家长期来看，它不是一个看能力的社会，而是一个世袭的资本主义。家庭财产是导致社会贫富差距的主要原因，而不是能力。前几年的占领华尔街运动，有一个比较响亮的口号，就是“99：1”，99%的民众和1%的超级富豪在贫富问题上产生对立。而在中国，一贯的政策是要扶贫，尤其是十八大以来，总书记重点抓扶贫、精准扶贫，中等收入家庭增长较快，城乡居民大多有产权住房，户均资产可能还超过美国实际的户均资产。中国城乡居民最近几年人均消费支出占人均可支配收入的比重是比较高的。我们的经济增长与城乡居民收入增长大体呈现同步状态，也就是GDP增长多少，居民收入就应当增长多少。
第六，社会保障比较。目前西方国家不同程度地削减劳动力的教育、医疗、养老等福利和保障，美国奥巴马的医保措施没有做到位，又遭到特朗普进一步反对。美国那么富，人均GDP那么高，尚且不能做到全民医保，原因在于其制度障碍，它是垄断寡头制度的障碍，不光是美国，欧洲多国相继减少医保投入。去年3月在巴黎发生了“黑夜占领”的群众运动，起因是法国议会通过了一个关于《劳动法》的修改，伤害了劳动者的权益。美国、欧洲出现这个情况，和中国近年来大幅度增加教育经费、科研经费，不断提高最低工资，不断提高城乡医保水平等，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学部主任/上海财经大学特聘教授，本文为作者在上海财经大学百年校庆财经季系列高端公益讲座开幕式暨第一讲上的演讲，有删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