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年前，法国经济学家托马斯·皮凯蒂（Thomas Piketty）一本《21世纪资本论》让“资本”、“财富分配”与“不公平”成为全世界范围内热得不能更热的关键词。笔者采访皮凯蒂的老师——世界银行前首席经济学家弗朗索瓦·布吉尼翁（Fransois Bourguignon）时，他在肯定这是一本不俗的经济学著作的同时，坦言它的成功离不开“生逢其时”的那份好运。
究竟，当下之“时”又何如？
打量我们身处的时空——用“经济理性”作为这个时代的性格标签，或许大多数人并不会反对。今天，“逐利”二字早已不再是那个需要“遮遮掩掩”的原始冲动。两千年前，阿基米德的那根杠杆最终没有真实撬起我们脚下的地球；然而两个千年过后，一根根看不见、摸不着的金融杠杆却是真真切切、实实在在地搅动着每一个地球人碗中的奶酪。
世界发展离不开金融体系的创新，遗憾的是，现实的金融体系或许早已偏离了曾经的那颗“初心”。
不可否认，与马克思时代的资本相对照，21世纪资本追求剩余价值的秉性没有变，资本的社会关系本质没有变，资本的财富杠杆效应也没有变。但是，21世纪资本逻辑却变得越发难以琢磨，甚至不可理喻：金融工具大行其道，让资本流动义无反顾地走上了信马由缰的道路，资本的精神向度则是固执地朝着“任性”的方向渐行渐远。
“区别于传统的货币金融，当代资本金融体系则更多地动用了精神资源，在某种意义上，它更趋向于哲学”，张雄坚信，执着于“市场经济背后的精神世界”是当代哲学学人不容推卸的职业担当与历史使命。
从货币、资本，到财富、金融，如何赋予世人把这纷扰的金融化世界看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真真切切的一双慧眼？我们不妨倾听一个哲学人的思考。
资本——内在否定性的哲学真谛
文汇：《谁将主导世界货币——即将到来的新一轮全球危机》作者詹姆斯·里卡兹曾说，“全世界金融联系的规模和复杂性呈指数增长”，而“这更像一个充满金融威胁的新世界的开始”。您也曾指出：“21世纪金融化的生存世界是个高度经济理性、高度世俗化、高度价值通约的世界。”所谓“金融化的世界”是一个怎样的存在？
张雄：通常而言，经济金融化是指全部经济活动总量中，使用金融工具的比重已占主导地位，它是经济发展水平走向高端的显现。而金融化世界是指金融的范式及价值原则对生活世界的侵蚀，它在政治生态圈、经济生态圈、文化生态圈以及社会生活生态圈里占据了十分重要的位置。社会在诸多方面受到金融活动者的控制，并产生实质性影响。
回看20世纪的人类历史，从前50年的世界性战争，走向后50年的全球理性化社会转型，值得关注的是，起因于布雷顿森林体系的解体和浮动汇率时代的到来，以及生产与金融的全球化发展趋势，一些对资本金融高度敏感的国家，正是在20世纪下半叶开始了智能化资本运作工具创新的全球战略：打造与实施以投行金融为主导，以全球资本市场为基础，以流动性和金融合约为特征的全球化资本金融体系。
21世纪，确可谓世界走向金融化的世纪。
文汇：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罗伯特·席勒指出：“20世纪70年代，金融体系在世界范围内兴起，……这不能不称为人类历史上一个重要的转折点，也是我们正在迅速告别历史的象征。”听起来难免有些耸人听闻，对此您有怎样的判断？
张雄：20世纪70-80年代，世界经济走进了新的历史转折点。
80年代世界经济进入里根、撒切尔全面推行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的时代，其中货币学派和供给学派对美国金融政策产生了重大影响。金融市场自由化和金融监管的放松，导致金融衍生品层出不穷，也为国际“金融大爆炸”局面的产生埋下了伏笔。世界经济逐渐“脱实向虚”，实体经济被弱化，追求资本金融的帕累托效率成为理解全球经济发展的动力论原理。
90年代出现的互联网股票和近几年互联网金融的问世，一步步加速了金融功能脱域的进程，资本金融在更为广阔的实体和虚拟空间中征服着世界，并“酸蚀”着人类。
进入21世纪，全球资本的金融化导致直接性融资占比趋高。2008年金融危机的爆发，深刻地显现了马克思《资本论》中所揭示的资本具有内在否定性的哲学真谛。危机过后，人们不禁要问，金融到底能在社会良性发展中扮演怎样的角色？不论作为一门学科、一个职业，还是一种创新的经济来源，金融如何帮助人们达成平等社会的终极目标？金融如何能为保障自由、促进繁荣、促成平等以及取得经济保障贡献一份力量？我们如何才能实现金融民主化，从而使得金融更好地为所有人服务？
在现代性的视阈下，金融化生存世界本质上是一个高度经济理性、高度世俗化、高度价值通约的社会，它使经济得到了快速增长、人性得到了解放、自由得到了发展，但它也是一个充满了二律背反的生存世界：人的精神本质与人的对象化世界的异化更趋深重，金融的“富人更富”的秉性与金融的民主化、人性化的矛盾对立不可调和。因此，21世纪人类生存的主要问题在于，如何借助金融化，超越金融化，进一步实现人的自由与解放。
文汇：四千年的金融发展史就是一部人类大胆探索的历史。历史上荷兰东印度公司创新的融资机制，资助了欧洲人在全世界范围内进行航海探险和商业扩张。其后的300年里，金融创新改变了全球经济格局。这个金融化的世界如何影响每一个“地球人”的生活？
张雄：毋庸置疑，金融化世界是人类智力发展的标志，其积极的正能量不可低估。但过高的社会成本，过度虚拟和无节制衍生带来的生存风险，利益冲突引起的结构性社会矛盾，短期投资行为带来的社会不稳定，尤其是它对人类精神世界的影响更是创巨痛深的。
金融秉性的两大特征对生存价值观的侵蚀是深刻的、全方位的。首先，逐利（套利）的秉性使愈来愈多的人对货币、资本和财富的“权利可转让性”过于痴迷。在国际市场上，金融“可转让性”所显示的热情和意志十分高涨，外汇市场每日交易量就已超过全年的世界贸易总值；其次，追求“证券化”、“高杠杆率”的价值偏好使得日益倍增的全球投行或金融机构倾力推进衍生品的创新，客观导致生存世界从物质资源到知识产权，从民众财产到国家主权，从生活方式到价值观念，都不同程度地被锁定在金融契约之中、高杠杆率金融衍生品的巨大泡沫之中。
随着金融工具的不断创新，金融活动的主体结构也发生了深刻变化，原有的以少数金融寡头为主体的结构被打破，充满着疯狂投机意志的“散户”和投资机构成为资本市场的“生力军”。
在操作方式上，计算机和移动互联网的发展，使金融交易可以随时随地进行，从而使整个生存世界变成一个巨大的风险投资载体，近乎赌场。人类世界随时可能因为很小的金融事件而爆发危机并产生“蝴蝶效应”。正是如此，直到今天我们依旧无法走出美国次贷危机、欧债危机对于每一个“地球人”生活的影响。
中国发展的最大贡献——“制度创新”
文汇：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整个世界就一直为金融危机、通货膨胀、经济萧条、货币贬值、动荡的汇率以及其他“货币病”所困扰。从更深层原因来看，“货币病”是出自人性，还是市场的内在机制？
张雄：货币、资本、财富、金融一路走来，抛开经济学范畴，它是一个深刻的哲学问题。20世纪初，摩根集团率先用资本金融替代传统货币金融的主导地位，帮助美国取代了英国的金融霸主地位。货币金融是银行体系的金融，而资本金融则动用了精神的资源，在某种意义上，它更趋向于哲学。
置身世界金融化的大趋势之中，中国社会发育已经走进了一个金融化的状态。从基本生活层面到整个社会财富的创造，金融化深刻渗透到了每个人的生活之中，可以说把每个人包围了起来。生活在大城市之中，如果一个人还只是把个人财富藏在家里或者存入银行，或许只能说明他或她并没有融入到现代城市生活当中去，即便他或她从小就生活在那里。因为，金融化是民众现代性发育的一种体现。
所谓“现代性发育”就是将货币化导入城市，使城市生活的各个方面都转换为货币化、金融化的存在形式。今天，我们检验一个城市的现代化程度，首先要看的就是这个城市的金融化程度、货币化程度。因为城市具有“集聚效应”——资本的集聚、技术的集聚、信息的集聚、人才的集聚等等，而种种“集聚”背后都离不开货币形式和金融形式的流转功能。
货币经济侵蚀着人与人关系中的内在维度，规制出人对世界理解趋向物欲化和价值通约化的心理坐标。货币化生活世界直接影响和关联着人的世
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它使得一种纯粹数量的价值不断压倒品质的价值，从而追求生活意义的平等化、量化和客观化，把人生的消费和积累作为惟一至上的终极追求目标。
文汇：鲁道夫·希法亭在《金融资本》中阐释：由虚拟资本所形成的“价格不再是一个客观决定的量，而变成那些以意志和意识决定价格的人们的计算数例，变成了前提而不是结果，成了主观的东西而不是客观的东西，成了任意的和偶然的东西而不是不依赖于当事人的意志和意识的独立的和必然的东西”。当金融跟互联网捆绑在一起，资本的活力似乎被毫无保留地释放了出来，同时也带来的一系列的、新的社会问题。我们该如何面对这些问题？
张雄：面对资本，我们既不能像西方国家那样，让资本肆意发挥主体性、唯一性，甚至“任性”；同时，我们也要摒弃陈腐的观念，给资本扣上“有罪”的帽子。列宁晚年也曾陷入沉痛的思考之中：社会主义是否需要资本？共产党人要不要有自己的金融家？列宁大胆地论述，我们必须重新对社会主义的一些方面进行认知。实际上，列宁所思考的问题，正是今天中国的大胆实践——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如果搞得好，它才能真正具备战胜资本主义这一根本性的条件和结论。
改革开放30多个年头，“中国经济奇迹”让世人叹服。然而，老百姓精神养料的摄入却始终没能跟上经济发展的脚步。
今天我们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树立并贯彻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适应新常态，调整发展方式，而非只顾物质资源极大化开掘，因为物质资源的开掘总是有尽头的，接下来资源开发领域的重中之重应该是在“精神”领域。作为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有义务为国家输入社会主义建设亟需的思想、观念、精神、符号、气质与文本。
只有把人民性摆在轴心和核心概念位置上，把两个文明放在一块，辩证地践行它，避免市场在资本的框架里任性地发展，扬弃人对于物的依赖，才不会发生价值观的偏离，进而实现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里所提出的“人的全面发展”。
而今中国的财富积累达到了一定程度，经济发展成就了相当的规模，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完全有机会践行马克思所梦想实现的状态——不断追求人的生命质量和生活质量的提高；从国际的视角来看，今时今日，作为负责任的大国，中国也必须进入哲学的思考，思考资本的问题、市场经济的问题、世界发展的异化问题等等。
对于世界而言，中国发展的最大贡献是什么？答案应该是“制度创新”——创新制度形式，并证明这个制度是理性的、有效的、呵护人性的、符合人的全面发展的；为西方国家提供一种可以借鉴的社会制度，启发再思考。客观地说，中国的成功将成为一种示范。当然，前进的途中自然少不了波浪与曲折，“四个自信”就是面对困难，中国人民所显示出来的信心与勇敢。
文汇：资本的逐利性不断受到人性贪婪的驱动，全球资本金融体系肆无忌惮地放大市场的“原始丛林”效应，如何避免产权让渡关系变成“狼群撕咬”的关系？
张雄：这个问题的答案是“法”，搞市场经济离不开“法”。黑格尔的《法哲学原理》讲得很清楚，“法的哲学本质就是利他主义”，这恰恰正是“法”的精神所在。
现代市场经济环境中，资本化也好，货币化也罢，金融化也是一样，它们在彰显人的意志的同时，反过来格外强调法的精神。现代市场经济具有内生的对于法的诉求，其法的精神在更深的层面上，体现为“公平、公正的处理利己、利他的关系”。从根本上来说，现代市场经济本体论上就存在着协调、强制的规则意识。
在写作《国富论》、设定现代市场经济规则、研究市场利润之前，亚当·斯密首先完成的却是《道德情操论》，探讨“利己”和“利他”的哲学关系和伦理关系，思考如何在“彼”与“此”之间寻得一个最佳的平衡状态。理论上，市场就是产权的让渡。而产权的让渡必然发生在两个或更多主体之间。亚当·斯密的“利他”并非一个不食人间烟火的、忘我的“高尚”， 而是强调世界上每个人都要劳动，都要拿出自己的劳动产品去跟别人交换。于是，跟习俗社会不同，现代市场经济环境下，劳动产品原本就是为他人生产的，而非自给自足后的“剩余”。今年9月，iPhone7与全球消费者见面。苹果公司为什么要不断地更新换代？因为它要迎合、满足消费者对于“更新”、“更好”的期待，这就是最朴素的“利他”，否则就无法实现交换。而后，才是把内在性的“利他”倾向，过渡到企业的社会责任、经济行为者的社会责任。
▲在写作《国富论》、设定现代市场经济规则之前，亚当·斯密首先完成的却是《道德情操论》，思考如何在“彼”与“此”之间寻得一个最佳的平衡状态。资料图片
变国内学界的“无意识”为“有意识”
文汇：改革开放30余年，中国的经济发展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成就。然而“经济哲学”作为一门学科，其理念与研究内容对于多数人而言，恐怕还是陌生的。作为践行者，对于中国经济哲学研究的阔步前行，您有何想法？
张雄：作为社会主义国家，我们的主导思想是马克思主义，《资本论》无疑是我国经济哲学研究的根本精神指引。
然而，中国学者思考正发生在神州大地上的资本哲学问题，我们并不能完全被框定在《资本论》的框架之内，时代要求我们既要继承《资本论》的思想深度与高度，掌握并运用其历史哲学分析的世界观与方法论，但同时又必须要有现代意识与世界历史进程的视野。
马克思透彻地回答并分析了19世纪“资本是什么”的问题，经历了一次次经济危机、金融海啸后，人们渴望着21世纪“资本是什么”、“世界资本如何运转”的答案。于是，21世纪资本的“任性”与不羁，成为了资本哲学研究者的最大关注点。在某种意义上，继承《资本论》的研究成果，并实践时代的突破便成为这一代学人肩头的责任。
另外，市场的形式与内容也在不断的变化之中，这也“逼着”学人的研究与时俱进，仅以资本主体为例：19世纪的资本主体基本上是纯粹单一的，而今不论资本主体、产权关系，还是劳资关系都不再那么清晰，而是呈现出多元性和异质性的特征。
一个企业主拥有企业资本的控制权，但他可能又把自己一部分资本投入另外一家企业之中，同时他可能还利用闲暇时间经营网约车。就是说，他是一家企业股权的担当者的同时，又是一个一般投资人，还是一个网约车司机。于是，问题就复杂了，我们不再可以轻易给出“这个人是资本家”的结论。同理，也不好评定另一个人就是纯粹的工人，因为他很可能拥有上市企业的股票。
在研究方法上，要把国内学界的“无意识”变成“有意识”。所谓“有意识”就是要瞄准学术发展的敏感点，自觉寻找学术理论研究与当下重大现实问题的契合点。然后像细胞分裂一样，逐步把它变成一个系统的学术有机体，把经济哲学做大做强，让它发挥更大的影响。
我经常喜欢用“造波”两个字——就是应时而动，“有意识”地、分层次地掀起学术界对于重要问题的集中关注与讨论。
文汇：面对真实发生的资本金融问题，哲学思考能够做些什么？
张雄：21世纪之初，中国改革开放走过了20多个年头，老百姓有了一定的现代货币的心理发育，具备了这样的基本素养。那时候，我的判断是“是时候开始‘货币哲学’的话题了”。于是，我们把哲学学者、经济学学者、政治学学者与社会学学者一起邀请到上海财经大学，首先掀起了一场关于货币哲学的讨论，作为第一“波”。虽然从古至今，中国人的生活中从未缺少货币，但是作为一种自觉的、反思的哲学概念，在中国“货币”还很年轻。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环境之中，人们必须主动地、自觉地去接纳货币，产生一定的认知与思考。
与传统货币相比较，现代货币最大的特点“始终置身流通过程之中”。既然在流动过程之中，它就有两个结果，要么增值，要么受损。所以，从前老百姓把钱藏在家里，后来改为存入银行，现在则更多是把钱拿出来炒股、炒房，其实目的只有一个——就是追求它的增量。
然而，更为重要的是，产生增量并非流通所带来的必然结果，流转的过程始终伴随着风险，损失并非“意外”。这就要求中国人对于货币的理解从感觉系统进入知性系统，进入思辨领域里面，把握货币流转的规律与特点。
在这样一个转型的过程中，哲学研究工作者有责任去回答“货币是什么”，“现代货币是什么”的问题，聚焦货币背后的社会关系问题。
随着中国市场的发育，货币慢慢集成为一批一批、一群一群的资本形式出现在中国社会。哲学学人必须把这样一个切入实际的、鲜活的、真实发生的现代资本范畴，放到哲学的反思领域来进行深入地解剖和思考，这就是关于“资本哲学”的一“波”讨论。加之而后关于“财富哲学”、“金融哲学”的两场讨论，至今为止，我们设置了四“波”中国经济哲学的核心议题，引起了学界的广泛讨论。当然，这只是个开始。
文汇：哲学关注社会发展背后的精神世界，而哲学思想本身的生命力何在？
张雄：哲学原本就不该是“不食人间烟火的”，真正有生命活力的哲学必须深深地植根于现实存在，通俗地讲，就是要“接地气”。否则，它就没有了生命力。
马克思之所以能够成为西方最具影响力的哲学家，恰恰就是因为他回答了最为深刻的社会发展问题，他从没有停止对于社会现实的关切和革命斗争的实践。在当下中国，我们既要研究马克思的文本学转换问题，也要探讨波普尔、胡塞尔和海德格尔等涉及的现代西方哲学前沿问题，然而研究工作的重中之重无疑应该是聚焦“今天中国正在发生的重大现实问题”。遗憾的是，学界在这方面的研究还十分薄弱，以至于为数众多的哲学社会科学理论工作者，在相当程度上丧失了改革开放实践变革的话语权。
我们这一代人是幸运的，有机会见证这个日新月异的时代。在这个伟大的时刻，哲学绝不可以不在场，不可以对于社会发展过程中出现的问题视而不见。中国的市场经济发育亟待精神营养与精神力量，这也正是当代中国哲学人的历史使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