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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国理政新思想与马克思主义新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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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栏的话:为贯彻落实中宣部关于理论工作“四大平台”建设的部署,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印发了《关于深化拓展上海市马克思主义研究论坛的实施意见》,提出要为论坛搭建高层次的学术交流平台。为此,本报与上海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会即日起合作开设“马克思主义研究”专版。  

2016年6月18日,上海市马克思主义研究论坛(季度)“习近平总书记治国理政思想与马克思主义新发展”学术研讨会在上海财经大学召开。会议由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上海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上海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主办,上海财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承办。来自北京大学、复旦大学、上海交通大学、中央财经大学、上海财经大学、上海大学、上海师范大学、上海社会科学院等高校和科研机构的数十位专家学者参加了会议。现刊登论坛精彩发言,以飨读者。   

精彩发言   

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新发展  

章忠民   

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人凭着高度的文化自觉与文化自信,将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当代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具体实践相结合,谋划了治国理政的伟大战略布局与方略。相继提出实现两个百年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提出推进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的“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和“五位一体”的治国理政总布局,秉承“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以引导经济转型发展新常态,通过反“四风”、“三严三实”、“两学一做”形成从严治党新局面,以习近平总书记系列讲话为标志,提出了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  

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促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发展飞跃,迎来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发展的新天地、新气象、新境界。因此,对于习近平系列讲话精神内涵的提炼,对于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治国理政思想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内在关系的梳理,对于以习近平总书记为代表的新一代中国共产党人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发展最新成果加以概括总结,并进一步提炼把握新一代共产党人整体性思想理论,就成为当代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实践发展的重大使命和任务。  

正如毛泽东思想产生于战争年代,充分体现社会主义强大的生命力、战斗力,主要是解决鸦片战争以来中国落后“挨打”的问题;邓小平理论产生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时期,主要解决如何大力推进我国的生产力发展、调整落后的生产建设,充分体现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使人民富起来,从而解决老百姓“挨饿”的问题;继“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之后,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产生于21世纪,全球格局复杂巨变,其面临的首要任务与挑战,就是要建设好我们的话语体系以抗击西方话语霸权,有效解决“挨骂”问题。由此可见,将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确立为新时期中国共产党人的一面坚定的思想理论旗帜,正是有力回应历史的发展必然和现实的内在需要,其意义重大而又深远:第一,以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统一全党思想。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旗帜至关重要,道路关乎命运。毛泽东思想这面旗帜,它在革命年代统一了全党思想,并树立起了党的话语权威。邓小平理论这面旗帜,它是改革开放年代的大旗,起到了定海神针的作用。今天回顾鸦片战争以来176年的历史,总结建党95年的历史,分析改革开放以来38年的历史,我们需要有一种全面系统完整的理论来作为思想定格。确立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的旗帜地位,就能构建当代中国共产党人的话语体系,并树立起中国共产党的话语权威,系统地解决近代以来中华民族所面临的“挨打、挨饿、挨骂”问题。第二,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阐述了关于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党建、国际外交等诸多领域的治国理政新思想和新理念,对此加以系统全面的总结分析,加以完整准确地把握,呈现出当代中国共产党人的最高统一思想。这将有利于当代中国共产党人确立起牢不可破的文化自觉与文化自信,有利于共产党人更清晰地把握党在未来的发展思路并凝聚全党战斗力。第三,中国共产党已成立95周年,已到了一个可以全面总结回顾党的历史征程的时候,历史与现实将任务交给当代中国共产党人,我们就必须把握好这一重大机遇,系统总结提炼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发展最新成果,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发展与完善。  

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经过了三个30年,如今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历史发展已经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现时代的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生态、文明建设等大力蓬勃发展,呼唤着一个新的历史时代的到来,这种历史与现实的需求给我们的时代提出了一个重大的理论与现实问题:即如何全面、系统、科学地总结、阐明习近平系列讲话精神的思想脉络,尤其是如何理解习近平总书记系列讲话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发展的又一次重大突破。回答这一重大问题,既要联系当今经济社会发展实践对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进行探讨,又要从思想理论的高度予以科学、客观、适时的整体把握,揭示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作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新发展之来龙去脉与深刻内涵。显然,如何将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作为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社会主义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最新成果进行深化研究,已成为亟需我们努力探索与完成的首要任务。因此,要认真做好以下几方面工作:第一,探究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之理论渊源与发展的一般线索,阐明其来龙去脉及发展规律。第二,分析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的核心范畴、主要观点及其价值所在,由此丰富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并起到树立起思想旗帜作用。第三,结合十八大以来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实践以及未来发展趋势,探索并阐明自觉运用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指导经济社会发展的实现路径。  

(作者为上海财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教授)   

中国为何必须由共产党来治国理政  

陈学明   

研究中国共产党如何治国理政,有一个前提性的问题需要明确,即当今中国为什么必须由中国共产党来治国理政。只有认可了这一个问题,才有第二个问题——如何治国理政,即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合理性和合法性问题。因此,没有统一的认识,讨论再多如何治国理政,都缺乏实质性意义。而这第一个问题,其实与习近平总书记在建党95周年时强调的“不忘初心”紧密相关。  

95年以前,十来位20多岁的年轻人,在上海成立了中国共产党。他们认定,实现中华民族的解放、为广大人民群众承担起这一历史使命的,只能是作为无产阶级先锋队的中国共产党。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带领中国人民经过28年艰苦卓绝的斗争,推翻了三座大山,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从内心发出呼声,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可是,当中国人民在实现现代化、实现民族复兴的新的历史征程中不断迈进时,有些人对究竟需要不需要中国共产党领导却产生了种种怀疑。一个为国家、为民族,有无数党员英勇献身的政党,一个为国家、为民族事业力挽狂澜的政党,竟然不被称赞?出现这种局面的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但主要则是有些人的偏见和错误认识造成的。  

如何看待中国共产党,是认识问题,但首先是立场问题,必须站在人民群众的立场上看问题,而不能仅仅从个人利益来考虑。中国共产党和西方政党的根本区别,在于她不是个人主义政党,不是朋党,而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这是一个旨在把一盘散沙变成钢铁长城的党。抛弃这一点,就是抛弃能够把中国人民组织起来的历史经验,就是抛弃中华民族。因此,必须把国家利益、民族利益和人民利益放在个人利益之上。在理论研究上,我们必须坚定主张工人阶级的立场、中华民族的立场和中国人民的立场,反对把个人私利凌驾于人民之上。  

(作者为复旦大学哲学学院教授)  

底线思维是习近平战略思想重要组成部分  

鲁品越   

底线思维无疑是习近平总书记战略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什么是底线?一个党的行为,一个国家的行为,一个集体的行为,一个个体的行为,如何划定边界?简单地说,“哪些事情不能做”,这就是底线思维。  

中国社会的底线是什么?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处在国际资本的激烈竞争之中,中国如果走资本主义道路,只能成为西方国家的附庸,这是毫无疑义的。这就决定了中国的底线。中国的社会主义必须保持对各种资本力量的控制力,否则,会亡党亡国,要做到这一点,有三条底线需要坚守:第一,意识形态领域,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第二,政治领域,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第三,坚持马克思主义,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必须坚持公有制为主体,经济基础如果缺失必然会消解党的领导地位。这三条底线是绝对不能突破的,是衡量我们一切工作的根本标准。这个标准邓小平同志也曾提出过,他指出,四项基本原则一百年都不能动摇。四项基本原则,即中国的底线,我们应该大张旗鼓地说出来。而习近平的底线思维,是马克思主义在当今时代的一个重要的发展。  

其中关键要弄清楚两个问题:  

一是底线思维与唯物辩证法的关系问题。规律分为两种:一种规律具有外在的结构性,任何事物按照确定的道路运转,分毫不差,如果按照这种规律来要求整个社会的话,那么就会出现“一管就死”;另外一种规律即真正的规律。例如,每个人是自由的,给予其自由活动的空间,但是在自由活动的空间之前,大家组成一个集体,对个人的自由做出了限制,这个限制就是底线。我们现在组成社会主义国家,我们的社会主义国家必然会对每个人的自由提出各种限制,这种限制就是规律。这种规律在具体表现上是每一个个体、每一个团队、每一个国家所必须服从的客观规律,底线规律是客观规律最鲜活的表现,这才构成真正的规律。  

二是自由与必然的统一问题。一个社会必然是需要自由的,不发挥出每个个体主观的东西,不把每个人的创造力充分发挥出来,社会无法发展。自由的确是我们的目的。但是,大家联合到一起,这个自由需要服从一定的规律。如何既充分发挥每个人的主观能动性,又使这一主观能动性合乎规则,从而使社会获得发展,这是制度建设的难题。而底线思维恰恰使我们最高的政治理想、世界上最好的制度能够充分发挥每个个体的积极性,又使每个人的积极性处于正确的轨道上,使这个社会不断前进,这才是最理想的社会。  

(作者为上海财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努力构建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  

孙熙国   

2016年5月1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提出,要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如何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需要处理好五大关系。  

第一是一与多的关系。一与多的关系就是要解决好马克思主义对哲学社会科学的指导问题,解决好“为了谁”的问题。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如果没有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哲学社会科学就会失去灵魂,就会迷失方向,最终不能发挥作用。指导和不指导的最大区别就在于“为了谁”的问题。  

第二是古与今的关系。古与今的关系就是要解决马克思主义时代化的发展问题。“返本”分为两个方面:一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本”;二是马克思主义的“本”。对于这个问题要辩证地看,一方面,当代中国文化的核心价值观只能来自于中国共产党在中国的实践,但另一方面,我们也需要立足传统文化,即当代文化和传统文化构成连续的过程,没有间断,我们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建构当前、指向未来。  

第三是中与西的关系。中与西的关系就是要解决哲学社会科学的中国化问题,构建自己的话语体系。对于西方文化,“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我们需要学习和继承,但是,对西方文化需要考虑时空环境和具体条件。我们要立足于实践解决问题,形成自己的理论,处理好中西关系。  

第四是内与外的关系。内与外的关系就是要解决马克思主义大众化问题。理论要想被群众所掌握,就必须说服人;理论要想说服群众,就必须彻底。理论的彻底表现在反映事物的本质,这需要解决内外关系问题。真正内化于心,就是把外在的“理”转化为内在的德行,把物质世界的规律转化为逻辑思维,实现外在规律和内在逻辑的统一。  

第五是理与事的关系。理与事的关系就是要解决创新问题。创新的标志在于是不是解决了问题,是不是从中国实践当中概括出中国经验,提出解决中国问题的中国方案。一切人和事都来自于实践,实践问题的解决依赖于马克思主义、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其中,马克思主义是主体内容,中国传统文化是宝贵资源,西方文化是有益滋养。  

(作者为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执行院长)   

治国理政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础  

高国希   

治国理政思想与马克思主义发展是一脉相承的。国家治理包含两个方面内容:一是依何而治;二是为谁而治。就这两个方面而言,治国理政思想建立在马克思主义的两个基础之上:真理性与道义性。一方面,国家治理需要遵循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真理内容,我们的治理不能违背社会发展规律,不能违背人类社会前进的方向,这构成真理性;另一方面,国家治理为谁而治,什么是善治,它具有什么样的伦理性,其价值追求是什么,这构成道义性。  

在真理性方面,马克思主义指明了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对于人类社会的历史现象,在马克思主义产生之前,一直处于模糊不清的状态。马克思主义出现之前,没有一个人正确地解决了这一问题。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性体现在正确的历史发展方向,并且指出实现它的道路所在。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治国理政思想正是继承了这一点。  

在道义性方面,马克思主义的伟大之处在于,为了实现每个人自由而全面地发展,需要去除掉困扰人的发展的限制性条件。限制人的发展的因素包括两个方面:一是物的奴役,即解决物的匮乏问题;二是人的奴役,即消除人对人的不恰当的依赖。在资本主义现有的制度框架当中,通过话语革命无法解决这一问题。马克思指出,消除物的奴役首先要消除人的奴役。消除人的奴役,仅仅依靠言语革命是不充分的,还需要展开斗争。斗争不是目的,是为了实现人的自由和解放而不得不采取的行动。从中国共产党的发展历程中可以清楚看到这一脉络。而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与马克思为了每个人自由而全面地发展的思想也是一脉相承的。  

(作者为复旦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   

“三个总”新阐述体现理论新境界  

汪青松   

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最新成果,阐述了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特别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依据、总任务和总布局的“三个总”作出了新阐述,开拓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新境界。  

一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依据把握的坚定性。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总依据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依据,习近平一方面从我国国情的角度重申党的十八大作出的“三个没有变”的判断;另一方面紧紧抓住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的新实际,提出“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作出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实现由低水平供需平衡向高水平供需平衡的跃升的新决策;并从总依据的角度作出三个“始终立足”和三个“始终牢记”的强调。  

二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任务规定的创新性。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总任务,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任务,习近平一方面重申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目标,另一方面提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改革总目标,特别是提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目标。中国梦具有作为近代以来中华民族最伟大梦想的历史依据,不仅设定“两个一百年”的战略目标,还具有坚持中国道路、弘扬中国精神、凝聚中国力量的实现路径。  

三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布局设计的展开性。“五位一体”总布局按社会结构五个层面纵向布局,“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按社会发展四个方面横向谋篇,纵横布局都立足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总依据,都服务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总任务。  

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关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三个总”的新阐发,对总依据的把握最坚定,对总任务的规定最创新,对总布局的设计最展开,进一步揭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真谛和要义,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更加广阔而不断迈向胜利的新前景。  

(作者为上海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原院长)   

观点集萃   

围绕习近平总书记治国理政思想以及马克思主义的新发展,与会专家分别从宏观、微观等不同视角展开了深入讨论。   

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宏观层面的延展   

解放日报社党委副书记周智强认为,习近平总书记战略思想有鲜明的文化风格。中国经济社会的谋划和战略发展具有鲜明的习式烙印、习式风格。这具体包括:第一,在战略担当上,担负使命,舍我其谁;第二,在战略情怀上,圆梦中国,志向高远;第三,在战略起点上,直面问题,改革攻坚;第四,在战略智慧上,看远管总,方法先行;第五,在战略思维上,科学缜密,以一当十;第六,在战略基础上,从严治党,固本强基;第七,在战略重点上,反腐倡廉,正风肃纪;第八,在战略表述上,言近旨远,明晰机智;第九,在战略文化上,重视传统,价值引领。  

上海交通大学陈锡喜教授强调,习近平总书记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有几个研究重点。第一,研究聚焦。治国理政可以比较全面地反映习近平总书记的思想体系。第二,研究重点。重点在战略思想上,需要着重研究战略思想的逻辑结构问题。第三,理论定位。具体可以分为两步:一是与时代的互动,通过对历次党的代表大会进行梳理作深入论证;二是在实现第一个百年目标即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之后,可以对相关论述进行总结和提炼,对于治国理政新思想的指导作用也会看得更清楚。  

上海财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马拥军教授提出,共产主义是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的灵魂。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革命理想”,“革命理想”即共产主义理想。中国共产党是先锋政党,她在每一个时期坚持“最低纲领”的同时,必须始终坚持共产主义的最高纲领,并用它反观和规定最低纲领。当前,中国共产党的最低纲领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我们必须坚持这个全民族的“共同理想”; 与此同时,共产党人始终有自己的独特理想——共产主义。共产主义是中国共产党必须坚守的命脉和灵魂。  

上海社会科学院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所副所长姜佑福认为,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体系研究是21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使命。当代中国的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应当从“新的历史起点”的原则高度,来把握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体系研究的重要性与紧迫性,在学习、研究和构建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体系的过程中发展21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   

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微观层面的深入   

上海社会科学院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所所长方松华研究员指出,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需要四大建构。四大建构包括新道统的建构,这是旨在建构中国现代文明和建立社会主义现代国家;新经济体的建构,这是指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新政治体的建构,这是指以人民为中心的制度建构;新文明体的建构,即中国发展道路与人类命运共同体。  

南京政治学院上海校区孙力教授提出,要深刻理解五大发展理念,应当追溯五大发展理念的马克思主义来源。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与马克思主义在历史与逻辑上均保持一致。创新即社会发展基本规律的延伸,协调即社会革命解决资本主义不协调的问题,绿色即人与自然矛盾的解决,开放即共产主义以世界历史为基础,共享即平等作为共产主义的基础。基于历史与逻辑的一致性,五大发展理念的内涵和外延是建立在马克思主义基础之上的。  

上海财经大学冯金华教授提出,要发展中国特色的发展经济学。中国特色的发展经济学主要包括四个方面的内容:第一,中国特色的经济发展与中国特色的发展经济学,即实践与理论之间的关系;第二,中国特色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从过去强调要素,到现在强调创新;第三,中国特色经济发展的内在要求,包括协调、绿色和开放发展;第四,中国特色经济发展的根本目的,即共享,实现共同富裕。  

中央财经大学冯学军教授分析了如何通过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来引领社会中具有冲突性、对立性、矛盾性的价值观。这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确立标准和尺度,明确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二是以社会矛盾的调解和化解为基础,这更为根本和关键。具体到思想工作领域,需要处理好几对关系,包括虚和实、一和多、内和外、知和行、破和立、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眼前利益和长远利益之间的关系。  

上海财经大学曹东勃副教授以“关键在党”命题为例,说明了党的领导在中国历史和现实语境中的特定内涵,即党的领导是一个常量、而不是一个变量,并具体阐述了党的领导“变”与“不变”之间的有机统一,这正是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和历史辩证法的鲜活表现。同时,这也是习近平总书记治国理政思想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重要表现。   

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与话语体系构建  

上海大学陶倩教授主要从思想政治课的角度出发,分析了新常态下的话语建构问题。这主要包括三个方面:第一,话语建构必要性。避免“挨骂”不是话语建构的最终目的,还应该往深处思考。第二,话语建构内容。主要在于厘清概念的内涵、边界和外延。第三,话语建构方式。需要考虑话语目的、话语主体、话语对象等。 

上海财经大学范宝舟教授主要阐述了如何建构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发展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要避免理论幻化的问题,即将一种理论抽象化,这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第一,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第二,注重人民性的原则;第三,坚持理论与现实的统一;第四,处理好中外理论资源利用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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