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上海作为全国经济发展的排头兵，已经率先实现了制造经济向服务经济转型，在服务经济时代背景下，如何再定位“上海制造”、如何发展“上海制造”、如何保持“上海制造”的先发优势，这将是“上海制造”在新时代的新命题
｜本文根据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成果整理，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授权发布
随着劳动力、土地等资源要素成本的快速上升，中国制造企业面临产品同质化、利润下降、以及消费者需求日益严苛的难题，制造企业“重生产轻服务”的模式将难以维持，供给侧改革势在必行。
从制造业的发展史来看，发达国家的企业大都经历从产品生产向提供服务转型，制造企业的制造业务比重大幅下降，服务业务比重不断上升。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以汽车、信息技术产品、精品钢、智能装备、航空航天等为代表的先进制造业是上海的支柱产业，为上海经济稳定和持续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也在全国起到有力的推动和引领作用。“上海制造”在中国整个工业化历程中，包括轻工业阶段和重工业阶段都是全国的响亮品牌。上海作为全国经济发展的排头兵，已经率先实现了制造经济向服务经济转型，在服务经济时代背景下，如何再定位“上海制造”、如何发展“上海制造”、如何保持“上海制造”的先发优势，这将是“上海制造”在新时代的新命题。
目前，上海的制造企业至少面临着两个方面的强大挑战：一方面是来自国内更低成本生产商的低价挑战，另一方面是来自国际更高技能水平的跨国集团挑战。如何在今天全球化经济体系的竞争中求得生存和发展，是一个重要命题？为了在竞争中求生存，很少有制造企业仍然把竞争的重点放在生产上，单纯制造的企业越来越少。相反，制造企业一般会通过其有形产品为客户提供增值服务和解决方案，或者至少提供与产品相关的附加服务。因此，制造企业服务化是大型制造企业发展的必然趋势，是服务经济时代上海大型制造企业发展的重要路径。
上海大型制造企业服务化有利于上海先进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的融合发展，有利于上海率先实现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从企业层面看，以上汽、宝武钢铁、上海电气为代表的上海大型制造企业服务化能更好地体现差异化竞争、提高附加值、创造利润、锁定顾客，以“客户需求为导向”提供综合的问题解决方案，并在竞争中脱颖而出。未来，“上海制造”将会向智能化、服务化和国际化的方向发展，服务化是制造企业向微笑曲线两端延伸和主导产业链的重要路径。服务化是制造企业的一种系统性革新，是制造公司从销售产品转向提供服务，并为企业和顾客双方创造更高的价值。
上海制造企业服务化虽然普遍但仍然处于早中期阶段
通过对上海制造企业上市公司的研究发现，服务化在上海大型制造企业中属于普遍行为。“技术服务”、“销售和贸易”、“金融服务”和“进出口业务”是上海大型制造企业提供的主要服务类业务。上海制造企业在“技术服务”业务上优于全国平均水平，这与上海制造企业技术水平的先进程度相一致。提供“销售和贸易”的业务，说明上海制造企业在价值链后端的“销售”环节优势明显。
上海作为全国一线市场，为上海制造企业提供了更多的渠道，使得这些企业在销售自己产品的同时，还有能力为其他的企业提供销售和贸易类的服务。上海制造企业提供“金融服务”业务，说明上海作为中国金融中心，资本市场比较完善和发达，金融人才相对充裕，这为上海制造企业开展“金融服务”业务提供了得天独厚的基础条件。提供“进出口业务”业务，这与上海“外向型”的经济导向有关。
但是，上海制造企业提供“解决方案服务”低于世界平均水平。“解决方案服务”属于比较综合和高端的服务类型，对企业在各个方面的整合能力有较高的要求。目前上海制造企业服务化的综合能力与世界的平均水平还有差距的。
从世界级制造企业服务化演化路径看，经历了制造时代、服务时代、后服务时代三个阶段；美国大型制造企业已经完成服务化，向后服务时代迈进；上海制造企业尚处于服务化的早中期阶段。以往的制造企业服务化研究是在“服务经济时代”大背景下进行的。但在美国经济危机之后，尤其是2010年之后，世界经济和技术环境发生了较大变化。未来，将是一个集聚大数据、物流网、人工智能、神经网络、3D打印等相互交织的新时代，即“后服务时代”。
在新时代背景下，企业的发展动力、组织方式、商业模式都将发生重大变化。处在科技前沿的GE和IBM已经完成了服务化历程，同时以新战略开启了迈向后服务时代的新旅程。但上海大型制造企业，即使是国内行业的佼佼者，仍然落后美国制造业，中国制造企业尚处于服务化的早期和中期。制造企业服务化一般需要20年时间，10年战略转型，10年服务业大发展。美国大型制造企业基本在2010年前后完成服务化；上海大型制造企业的服务化始于2010年，预计2030年前后完成。
上海大型制造企业服务化面临的挑战
与发达国家和地区相比，上海市生产性服务业仍然存在创新能力薄弱，市场开放度不高，与高端制造配套的高水平生产性服务业竞争力不匹配、国际竞争力不高等问题。
从政府层面看，大型制造企业面临的政策性问题主要分布在三个方面：首先，具体服务业促进政策上的问题，包括对一些敏感性产业，如金融业，决策权在中央，地方政府在产业政策上的主动性受到限制；其次，目前已形成的一些鼓励企业服务化的促进政策缺少细则和落实部门，各类暂行规定中的实质内容减少、部分内容比现实需要滞后；促进制造企业服务化的政策中，能够促进产业功能有效形成和发挥的政策不足，特别是同时具有优惠型和功能性的政策，如土地政策和税费政策，主要是针对制造业的，不适应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
从企业层面看，上海大型制造企业服务化受到的内在性障碍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第一，服务性要素不足的制约。主要体现在人才上。服务业务专业性人才的短缺主要由于培养人才需要时间，长期以来我国服务业专业性人才的培养也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造成高层次专业性人才短缺，制约了制造企业服务化的发展速度。
第二，企业内部对服务化的业务发展缺乏合理规划。例如，服务业务已经成长为上汽集团、宝武集团、上海电气集团等大型制造企业利润的重要来源之一，服务类型业务收入占比已经接近，甚至超过了制造业务的收入。虽然，服务化对企业集团内各企业的业务有明显的促进和带动作用，但大型制造企业集团战略层面对生产性服务业未来的发展定位、发展路径、发展规模以及生产性服务业能在多大程度上提升集团主业等，还缺乏清晰的思路。
第三，企业服务化的内部管理体制和业务结构存在缺陷。例如，上海某大型国有企业服务业务分散于集团内部各产业板块，集团层面没有成立专门的服务部门来指挥和协调各产业集团服务业的发展。
上海大型制造企业服务化的建议
从政府层面看，可以从三分方面入手：第一，继续扩大服务领域的开放，使具备服务化能力和能级的制造企业能够有机会进入到服务领域。以汽车行业为例，汽车制造和装配环节的利润已经微薄，但与汽车生产和消费相关的供应链金融、消费金融，以及保险业是否可以向汽车制造企业开放，以便提升汽车企业产业链的竞争能力，这也是国际汽车制造企业通行的竞争策略。上海的汽车制造企业已经处于国内领先地位，未来在国际化市场开拓过程中，需要强有力的基于制造的服务业务支撑。
第二，在全市层面对上海市制造企业服务化进行专项规划，推出具有针对性的政策和措施。针对制造企业服务化的特点和诉求，出台针对性的规划和政策，积极推进落实。聚焦总集成总承包服务、研发设计服务、供应链管理服务、融资租赁等金融专业服务、产业互联网型电子商务服务、科技服务、检验检测认证服务、专业维修等服务类型，针对重点发展领域，需要出台细化的政策和操作细则，确保政策落地实施。
第三，顺应上海制造企业向微笑曲线两端转移，促进“制造+服务”全产业链融合发展。在市场竞争的压力下，上海制造企业出于竞争的考虑，需要将一部分占地面积大、劳动力密集的环节向周边地区转移，上海市政府需要疏、留结合，与周边地区做好衔接，以“上海制造”飞地等模式，更大程度地发挥以上海制造企业为主体的辐射带动作用，为上海制造企业转型升级提供更加优良的环境和服务。
从企业层面看，大型制造企业的服务化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企业从发展战略、竞争战略、商业模式、组织结构、能力培养、人员激励、企业文化等多个层次和领域进行系统性转变。上海大型制造企业服务化措施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着手：第一，大型制造企业已经开始服务化历程了，需要有明确的服务化战略，将有行业前景和有基础的服务类业务独立，设置独立的业务部门，以便发挥服务部门专业化的优势。
第二，不断培育制造企业服务化的资源和能力，尤其是系统集成能力，提升上海制造企业综合问题解决方案的能力。其实，需要具备运营服务和融资支持的能力。在运营服务过程中，能够远程遥控和诊断系统的技术通常被使用。收集和分析顾客的运营信息是非常关键的，因为这将是供应商提供什么价值给顾客的基础。制造商必须通过综合方案为顾客筹措资金或降低先前产品的价格，以换取业务继续。有时候甚至存在合伙投资的可能和必要，以便供应商和顾客都可以从未来的业务获益。
第三，制造企业需要营造一种服务化导向的激励机制和文化。员工的激励方案必须反映服务导向业务的逻辑，并且要能够鼓励跨职能合作。与产品导向的公司不同，服务导向的公司拥有不同的业务目标，因此也会拥有不同的核心绩效指标。以服务为导向的组织强调，在与顾客接触过程中，员工和他们的行为质量与顾客的感知具有高度相关性，这是服务的特质。服务的文化关系到整个制造组织能否有效实现和支持服务，不能只将服务视作产品的附加物，而应该是业务增值的关键活动。
作者单位：上海财经大学上海发展研究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