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潘霁
在评估城市空间的可沟通性方面，对评估指标和方法的选择反映了评估者对城市空间、传播技术和市民沟通实践的理论判断。数字网络技术已经深刻地改变了城市沟通的基本逻辑和节奏，为推动城市可沟通性评估“与时俱进”，本文将探讨网络时代城市空间最显著的若干特点如何影响“可沟通性”量化评估。
从强调“可及性”到关注“穿梭游走”顺畅度
在网络环境中，数字技术取代了自然条件和市政设施成为制造城市空间最主要的手段。技术应用与城市原有的市政基础设施（包括道路、广场、公园、车站等）结合后创造出全新的空间形态。但技术本身（包括实体市政设施和虚拟网络）只提供了交流的可能，城市可沟通性的水平最终仍取决于人与媒介通过沟通实践达成的适应和融合。故此，像“智慧城市”或“数码城市”评估那样过于强调空间（技术）的可及性，遮蔽了可沟通性的本质。
特定社会文化中，实体空间与数字空间如何通过市民日常的传播实践彼此适应、相互勾连才是问题关键。所以评估城市“可沟通性”时固然要考察传播网络的可及性（如无线网络覆盖率、手机拥有率或政务电子化程度等），更需通过内容分析或实地观察了解物理空间与信息网络结合的方式与程度（如物联网应用、城市各种应急系统与其他信息网络联动等）。个人在数字媒介与实体设施构成的城市空间“穿梭游走”的顺畅程度和主观感受，也构成了评估的重要维度。
城市空间的灵活程度受到重视
数字技术创造出各种新的城市空间形态。城市空间的性质与身处其中的沟通体验，日益成为人与媒介技术协商适应的结果。城市中既有的实体市政设施大多被缩减为供人重建和颠覆的松散框架。很多时候城市空间成了“百变魔方”而非固定专门用途的工具，空间的灵活程度成了城市可沟通性的重要指标。公民参与空间生产的积极性和不同空间可变性的差异，也越来越具有深远的政治意味。
与此相应，量化评估城市可沟通性就要首先结合质化方法编制出有效可靠的空间编码手册。然后，实地观察并使用摄像监控或航拍等手段，记录不同城市空间在较长时段内的“变形记”。最后，利用编码手册对视频或数据进行记录，编码后计算出不同城市空间的“可变性”指数。此外，还可以参考政治传播文献中已有的公共参与量表，测量市民以顺从、协商或抵抗等各种方式参与空间制造的积极程度。城市空间的灵活程度和市民参与空间生产的积极性，对提高城市空间的可沟通性至关重要。
城市的时空边界被压缩杂呈于同一地点
城市空间分界方式也发生了变化。传统工业社会中，城市通常利用线性连续的时间分配（如排队就诊）或物理阻隔（墙壁屏风或山脉等）来明确划分空间的边界。网络环境中，大量异质的空间感受和时间记忆常常被压缩杂呈于同一地点。
可沟通性测量理应包含地点相关集体记忆的明晰度，地点对异质交流空间、集体记忆的“容量”和历史传统的空间呈现等维度。其中，城市地点的空间容量可以通过实地观察评估，比如观察晚七点休闲广场上交往空间的多样性（如公共话题讨论、街头艺术、临时摊贩等）。更可利用地理信息系统（GIS）结合大数据直观实时地勾画城市空间在不同时间的容量差异。编码分析市民对调查问卷中开放问题的回答，也可以揭示出空间集体记忆的明晰度和多样性。
与此相关，（时）空间压缩使城市中处于多个时空中间位置的临界点（in-between）大量增加。临界充盈了矛盾张力。了解市民在临界状态如何建构认同，如何形成对临界的情感和审美体验，如何理解临界状态也是网络社会城市可沟通性评估的应有之义。
城市展现“多中心化”特征
网络化传播“去中心化”的特征也从根本上打破了城市原有中心边缘的分布。网络社会中的城市越来越成为由各类子网络彼此勾连形成的多中心开放复合体。
从这一视角看，评估城市的可沟通性就要了解城市由哪些子网络形成，城市子网络的多样化程度如何，同质或异质子网络之间存在怎样的资源流动，子网络内部和子网络之间各种不同权力如何分布，多个子网络中心与城市原本规划设置的区隔之间怎样彼此重构。
测量这些维度需要结合大数据和社会网络分析的手段来“捕捉”城市多个子网络中心/边缘收缩扩张的实时动态。利用社会网络分析方法中例如网络密度和中心性等相关指数，可以揭示出城市实体区隔背后暗流涌动的“隐形”中心和边缘。城市传播网络的多样性和子网络内外沟通的顺畅度，成了网络时代城市可沟通性评估不可或缺的指标。
随着数字传播的基本逻辑在现代生活各方面的迅速扩张，城市空间虚实结合、动静转变、时空压缩和“多中心化”等特征变得愈发明显。这些特征给城市空间“可沟通性”的量化评估指明了新的方向。这要求“可沟通性”量化评估综合大数据应用、社会网路分析方法、实时实地监控和市民问卷调查等多种手段，更有效地反映城市空间正在发生的“网络化转向”。
（作者单位：上海财经大学人文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