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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过剩产能,光按删除键还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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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余典范

【编者按】今年全国两会的一个重要议题,就是讨论“十三五”规划纲要草案,其中大力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是一个绕不过去的话题。面对去过剩产能这一重大任务,产业升级该如何腾挪空间,实现华丽转型?日前,上海财经大学中国产业发展研究院推出《2015中国产业发展报告——新常态与新战略》,本文为其中部分观点。

2015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围绕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今年要重点抓好“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和补短板”五大任务。将“去产能”作为年度经济工作的重要任务,这在改革开放以来还是第一次。怎么“去产能”?一味按下删除键恐怕不行,因为“去了”并不意味着企业竞争力的提升。新常态下,不仅是经济增长速度的改变,更重要的是反映了经济结构的变动,新的增长动力将向结构升级、创新和服务经济驱动为主转换。在此过程中,我们必须要把握经济发展与产业升级过程中“变与不变”的因素,以此来调整我们的战略方向。

中美制造业“成本竞争力”越来越近

随着我国经济总量和规模的扩大,特别是经济发展阶段和内生条件的变化,我国经济发展正处于增长速度换挡期、结构调整阵痛期、深化改革深水期、前期政策消化期四期叠加的“新常态"。新常态注重的是中远期的趋势性变化。长期来看,我们以前赖以竞争的低成本优势将逐渐丧失,高成本时代需要新的动力来驱动我国产业的转型升级,需要从要素驱动转到创新驱动。

根据波士顿咨询集团(BCG)的研究,中国作为低成本制造业大国的竞争优势正在逐步丧失。该集团的全球制造业成本竞争力指数以美国为基准(100分),中国制造业对美国的成本优势已经由2004年的14%下降到2014年的4%,这就表示目前在美国进行生产只比在中国进行生产贵4%。按照目前的发展趋势,中国对美国的制造业成本差距在2020年左右将不复存在。劳动力成本方面,目前,中国制造业小时人工成本约为3美元左右,而美国制造业小时人工成本在35美元左右,从数量看,我国仍具有较为明显的优势。但从发展趋势看,2004-2013年,我国制造业小时人工成本增长超过200%,年均增速超过10%;而同期,美国增长幅度仅为27%,年均增速不足3%。与此同时,在劳动生产率方面,从绝对量来看,目前我国制造业劳动生产率不足美国的10%,而在高端制造领域,美国劳动生产率是我国的20倍以上。从增长趋势来看,过去10年中,中国制造业劳动生产率提高100%以上,低于制造业工资成本增幅;而同期,美国制造业劳动生产率年均增速接近5%,高于劳动力成本增长速度。目前,中美两国制造业的“成本竞争力”越来越近,意味着我国制造业必须尽快重新塑造竞争力,“世界工厂1.0版”必须尽快升级到“2.0版”、“3.0版”,才能保持在世界市场上的相对竞争力。

产业竞争力断档的风险在增大

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正在兴起,我国制造业发展面临着发达国家蓄势占优和新兴经济体追赶比拼的两头挤压和双重挑战,一方面我们高端产业在国际上并不像我国劳动密集型产品那样具有 “价廉物美” 显著的优势,因此难以短时期在国际市场上取得突破,而且,随着中国的崛起,发达经济体已经感到了竞争压力,对中国高端产品的限制也会更多。另一方面,随着我国成本优势的逐渐丧失,传统劳动力密集型产业的竞争力在削弱。因此,产业竞争力断档的风险在增大,如果不能在新的领域实现突破与跃升,我国产业发展与经济增长都会陷入较长时期的降速换挡的阵痛期。

产业转型升级归根结底,在于劳动力、资本、创新要素等的不断升级,产业转型本身即对应着要素禀赋结构的提升、资本积累率的提升,从而使生产系统更为复杂,主导性产业和技术会越发倾向于资本和知识密集型,也越发接近于世界产业和技术的前沿水平,并由此推动产业向更高层次跃进。“新常态”背景下不仅需要劳动力、资本以及创新要素等实现提升,由扩大规模转向提升质量与效率;也需要在产业的发展模式、体制机制上升级换代,以应对未来产业技术革命、生产组织方式变革以及竞争方式变化的挑战。

随着中国经济规模的不断扩大以及大国地位的崛起,我国在国际产业竞争中必将面临更激烈的竞争、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这对正处于转型关键期的中国而言,无疑是重大的挑战,一方面,在全球化不断深化的背景下,中国在转型的过程中不仅要治理好一个超大规模的产业经济大国,还要处理同样非常复杂的国际竞争与合作的外部关系,其中面临着一系列的挑战。

作为一个发展中的大国,我们的产业竞争力还比较低,并且现阶段产业竞争优势和方式转换速度越来越快,但显然,我国的企业和整个市场环境的转型还跟不上上述变化。尽管2014年我国入选财富全球500强的企业已经达到100家,仅次于美国的128家,大大领先于日本的57家。但中国的入选企业基本都是国有企业,大多分布在金融、化工、钢铁等垄断性行业,市场化程度较低,资源缺乏有效配置,而美国的企业则分布在互联网、银行、电信业、零售业等多个行业,发展相对均衡。尽管我国也拥有华为、联想等跨国经营的国际企业,但多数企业主要是利用国内的市场和资源与全球公司竞争,缺乏真正具有全球制造、全球设计研发、全球营销、全球经营能力的国际化企业。

产业转型:制造与服务双转

目前,我国有诸多产业发展的战略出台,譬如互联网+、中国制造2025,这些战略实质上在于产业之间的融合发展。产业的融合发展本质上是由于技术进步、管制放松与管理创新,在产业边界和交叉处发生技术融合,改变了原有产业产品的特征和市场需求,导致产业之间或同一产业不同行业相互渗透、相互交叉,从而呈现一种新型的竞争与合作关系,逐步形成产业之间产品、业务与市场全面融合的动态发展过程。因此,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是打破产业融合壁垒的必由之路。

我们的产业转型发展一定是制造与服务的双转型,制造业的发展如果不能为服务业的发展提供更多的需求,服务业就会陷入“无水之源、无木之本”的窘境,服务业如果不能为制造业的升级提供更优质的供给,制造业的转型也就失去了“灵魂”。因此,政府应在延伸制造业产业链和促进制造业服务外部化方面做出合理的制度安排。制造业需求效应的扩大需要完善制造业的自主创新发展机制,摆脱先天资源禀赋边际成本上升的约束,培育和提升新的比较优势,加快技术进步,促进出口的多样化、生产技术复杂化,把具有较低的生产率水平的制造业培育成为具有较高的相对生产率的产业,由此形成更高分工层级,拓展制造业产业链的空间。与制造业相比,中国服务业长期以来存在产业过度管制、低效管制和对外开放不足的显著特征。因此,我们可以借助自贸试验区的建设积极探索服务业的开放、降低服务业的进入壁垒、重塑服务业发展机制。

此外,要突破地方保护、贸易壁垒等制度性的障碍,降低中国制造业与服务业发展的“冰山成本”。产业之间关联效应的提高重点在于生产要素、商品之间的自由流动。目前中国的物流成本占GDP的比重接近20%左右,过高的物流成本导致生产与消费之间形成严重的梗阻效应,造成以满足国内需求为导向的社会再生产全过程运行不畅,市场交易和运行的效率低下。因此,要着力打破各种形式的地区封锁和地区壁垒,提高国内市场区域一体化水平。

(作者单位:上海财经大学国际工商管理学院、中国产业发展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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