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4日，2023上财宏观论坛在上海财经大学高等研究院502报告厅举行。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发展战略和区域经济研究部原部长、研究员李善同；中泰证券首席经济学家李迅雷；复旦大学经济学院院长、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复旦-平安宏观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张军；中国科学院数学与系统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发展中国家科学院院士杨翠红；中欧国际工商学院教授、中国人民银行调查统计司原司长盛松成；同济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副院长程名望；复旦大学泛海国际金融学院学术访问教授，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终身讲席教授魏尚进；腾讯研究院首席经济学顾问吴绪亮围绕“复苏中的中国经济”主题相继发表主旨演讲。
李善同作题为《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与国内市场一体化》的主旨演讲。她首先梳理了中国新发展格局概念提出的时间脉络和现实背景，指出充分理解中国参与国内国际双循环的特征及其演变规律，可以为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提供重要参考。基于1987-2017年中国区域间投入产出模型，将国民经济循环分为省内循环、省际循环、交互循环及国外循环四部分，得到内外循环的测度，分别从区域层面、产业层面研究全国四大循环结构演变特征。由此得出，1987-2017年省内循环在国民经济循环中份额较大，比重呈下降趋势，但仍是中国地区进行经济循环的主要方式，支撑性产业主要包括农业、建筑业和部分服务业等其他产业。省际循环份额在1987-2017年期间持续上升，成为国民经济循环的新动力；其支撑产业种类相对较多，主要包括采掘业，中间品制造业和一些资本品制造业。1987-2017年外部循环（国外循环+交互循环）的份额呈现先上升后下降的态势；国外循环的支撑产业包括纺织业、服装皮革业、化学工业、电子及通讯设备制造业和电气机械设备制造业等。其中的交互循环作为省际循环与国外循环相互配合的形式成为各地区间接参与全球市场的途径，1987-2017年多数省份交互循环的份额有所上升，且产业升级趋势明显。政策启示主要有：在省际层面推动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应分类施策；进一步提高开放程度，优化政策举措，进一步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升级，为经济循环注入新动力；积极完善国内市场体系，深化地区间的产业协作，合理布局区域发展，加快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进一步深化国内价值链分工体系等。
李迅雷作题为《关于中国经济二次转型的思考和讨论》的主旨演讲。他从中国经济增长依靠投资主导模式难以持续、二次转型的难点是债务和结构问题、内循环缺陷：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需要高度开放三方面展开。首先，中国人口加速老龄化，退休人口将大幅增加，经济的增速总体呈现下行趋势。房地产周期大拐点可能已经出现，基建投资面临回报率下降问题，地方债务压力明显，土地财政将难以延续，中国经济转型刻不容缓。其次，二次转型尚存难度，集中于债务和结构问题。一方面投资主导的经济增长模式需向消费转型，但长期以来，我国基本是支出投资拉动的增长模式，消费是慢变量且内生动能不足，转型面临一定的挑战。另一方面，中国地方债占比过高，对此他提出了降低债务成本、拉长债务周期、盘活国有股权、扩大地方债务限额空间、严格限制专项债用途五点应对建议。最后，建立现代化产业体系，应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推进制造业转型升级和高水平开放，积极发挥中央政府和国企稳增长的作用，正确认识东亚模式的优势并坚定中国经济发展转型的自信，坚持推进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
张军作题为《中国近年来的货币政策为什么变得保守?》的主旨演讲。他从央行多年来的货币政策风格、经济增速与实际利率的变化、外部冲击与货币政策的关联、跨周期调节和结构性政策等一系列经济现象出发，引出了中国近年来的货币政策为什么变得保守这一主题。为了说明这个现象，他从Phelps的黄金法则的理论模型出发分析了中国货币政策变得保守的主要原因在于经济环境的不确定性的提高。他接着讨论了货币政策在不确定性条件下的最优选择问题。他基于衰减法则指出，如果政策反应参数确定，央行可根据福利损失（产出缺口）最小化来确定货币政策目标。但可能出现的情况是，模型和参数并不确定。加之，中国制定货币政策时还要考虑更多变量，面临更多约束，因而政策制定可能会更偏向保守。同时，衰减法则的副作用也不可忽视。在通胀失控的情况下，保守的货币政策会导致通胀失衡的现象持续较长时间；在经济增长乏力时，保守的货币政策也会使得经济增长的动力不足长期存在。总体看来，当央行面临较多不确定性和约束条件时，遵循衰减法则可以防止货币政策超调造成的不必要的波动和福利损失，但也要警惕长期使用这一法则的不良后果。
杨翠红作题为《新发展格局下产业转移趋势分析与我国应对 》的主旨演讲。她以二十大报告提出的“着力提升产业链供应韧性和安全水平”这一高质量发展内容为起点，着重分析了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不确定性和重构以及新发展格局下我国产业转移的趋势和应对策略。她表示，当前全球化不确定性激增，全球金融危机、英国脱欧、中美经贸摩擦、新冠疫情、俄乌冲突此起彼伏。全球产业链的重新布局、全球价值链的重构和供应链安全问题跃然纸上。基于世界投入产出表的产业转移量化模型和加工贸易产业转移的优化模型，研究发现中国在这一背景下面临产业外移的双重压力：中高端产业向发达经济体回流和中低端产业向其他发展中经济体分流。而新发展格局背景下国际产业转移呈现出新趋势：区域化（全球价值链向区域价值链转移）、智能化（数字技术和高新科技为产业转移提供新动能）、绿色化（应用更清洁的技术使得生产更“绿色”）、服务化（知识密集型服务投入需求的增长使得服务业更多地参与到产业转移活动之中）。提升科技创新能力和牢牢掌握关键技术将成为我国能否稳住产业链的关键。
盛松成作题为《目前我国不具备持续降息的宏观条件和基础》的主旨演讲。他围绕我国利率已处于较低水平、目前我国消费和投资的利率弹性有限、货币政策应兼顾内外平衡三方面内容进行论述。首先，目前我国1年期、5年期及以上LPR分别为3.55%、4.2%，是2019年8月LPR改革以来的最低值。第二，目前我国消费和投资的利率弹性较低，降息对刺激消费和投资的作用有限，因此不具备持续降息的基础。应关注降息的分配效应和潜在风险。持续降息引导LPR下行会缩小商业银行存贷利差，将导致银行利润下降，对中小银行可持续经营与防范化解风险形成较大压力。为维持一定的存贷利差，商业银行倾向于调降存款利率，从而导致居民存款收益减少，反而可能促使人们增加储蓄、减少消费。第三，我国货币政策坚持跨周期和内外平衡导向。应防范汇率大起大落风险，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稳定。综合考虑目前国内外经济金融形势，预计下半年我国利率总体将保持平稳，政策利率没有大幅下调空间，市场利率或小幅下行。
程名望作题为《中国经济增长：事实、逻辑与未来》的主旨演讲。他认为，中国在过去70年中取得了巨大的增长奇迹，呈现出明显的周期性。从改革开放到金融危机这段时间，中国经济连续实现三十个“涨停”，取得了巨大成功。首先，使用科学的经济管理方法，合理制定长期和短期经济发展路线，实现了至少GDP增速8%的既定目标；其次，优化了资源配置，加速了产业升级。最后，通过维护中美大国关系，积极融入全球化浪潮，踏上了第三次工业革命的快车。他表示，从金融危机开始的中国经济3.0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亟需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避免流动性陷阱。一是更好地利用投资、消费、外贸三驾马车，继续发挥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加数、乘数效应。二是加强国企的带头作用，提升民营企业的投资积极性。他指出，尽管现在中国GDP增速放缓，但依旧保持在相对高速的增长阶段，中国经济正在转型正朝着人民共同富裕、经济持续繁荣、生态环境优美的目标努力。相信在习近平总书记的带领下，中国能稳住经济大盘，拥抱美好未来。
魏尚进作题为《网课与教育公平：基于数字足迹的研究》的主旨演讲。他表示，数字时代为教育提供了一些新的手段，同时也给解决教育公平问题带来了思路。教育质量不均衡一直是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收入不平等的重要原因。在线上教育越来越普遍的背景下，为实现共同富裕，研究数字科技教育对教育差距的影响十分重要。他基于独特的网络通信数据，使用前沿的数字足迹的方法，探究了新冠肺炎疫情期间数字科技教育对贫困、富裕家庭孩子的学业表现的影响差异。关于学校关闭如何影响贫富家庭孩子的教育差距以及在线教育期间父母起着怎样的作用，他认为，网课加剧了不同家庭背景学生的教育差距，网课的天数越多贫富家庭孩子进入重点初中的差距越大。具体而言，在学校关闭半年的地方，收入前25%家庭的孩子进入重点初中的概率比收入后25%家庭高出23.6个百分点。其中，父母在教育软件上使用时间和父母陪伴可能是背后的重要原因。网课期间，富裕家庭的父母用在手机使用和孩子教育相关软件的时间会更长，花更多时间陪伴孩子。他还展示了如何用电信数据巧妙地识别家庭背景的差异和教育公平，为相关研究带来进一步启示。
吴绪亮作题为《数字技术重塑宏观经济增长新框架》的主旨演讲。他从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增长历程出发，指出四十年来成功经验的关键一条是资源及其配置能力的改进。“三驾马车”并非简单独立的三个方面，而是彼此之间具有复杂的互动关系，其中出口对于投资（特别是制造业投资和基建投资）具有重要的带动作用。目前，中国GDP虽然达到美国七成以上，但全要素生产率远远低于发达国家。随着外需回落及各种资源投入的报酬逐步递减，中国经济已经进入新阶段，需要及时寻找增长的“第二曲线”，实现从资源驱动转向效率驱动和创新驱动，避免陷入所谓的“克鲁格曼—扬诅咒”。他认为，索洛模型实际上给出了增长的三条路径，即增加（资本和劳动等）资源投入、改变资源配置方式（函数形式或制度）和全要素生产率（技术进步）。因此，资源、制度和技术构成经济增长的三大源泉。其中，作为通用目的技术，数字技术的创新发展会对资源和制度产生“技术效应”和“配置效应”，将会成为驱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动力。数字技术这一变量如何进入微观的生产和需求函数，以及宏观经济增长模型，是一个需要持续创新的研究话题。他结合业界的实践案例，对于数字技术如何重塑增长新框架进行了进一步分析和展望，包括数字经济的应用场景框架，涵盖数字技术底座和应用场景的云端经济“蛋糕模型”，助力产业良性转移和价值链跃升的“数字雁阵”。他特别指出，数字经济需要培育健康有活力的创新体系和构建有韧性地规则体系，企业（特别是民营企业）要真正成为创新的主体，投融资作为创新系统的血液需要形成从进入到退出的完整价值闭环。
论坛还设置了青年讲坛，上财高等研究院助理研究员王玉琴、助理研究员赵琳、助理教授张同斌、副研究员宁磊相继作专题报告。王玉琴的报告主题为《复苏进程分化，金融风险如期收敛了吗？》。她表示，当前金融环境总体处于相对宽松的水平，但需求的复苏慢于供给的恢复，外部金融条件依然处于收紧状态，这使得复苏基础不够稳固，不确定性下降的速度不及预期，信心的恢复不是特别强劲。特别是民营企业、房地产业和地方融资平台的风险均依然处于高位，使得复苏的进程在各行业、各区域间呈现不同程度的分化，这对金融系统风险的收敛形成了一定的拖累。当银行个体风险发生时，虽然股份制商业银行的风险溢出率稳中微降，但国有商业银行以及城市和农村商业银行的风险溢出率持续上升，且国有商业银行的风险溢出率达到历史高位；当系统性风险发生时，各类型银行的风险溢出率再次收敛至相近水平，城市和农村商业银行的系统重要性正日益提高。
赵琳的报告主题为《大国博弈环境下的外贸结构调整》。她认为，疫情后，各国更加注重供应链安全和供应链完整，俄乌冲突也加深了美欧各国对中国供应链的不信任，超级全球化的时代已经终结，大国博弈已经并将长期影响贸易结构和全球供应链调整。今年1-5月，中国对美国进出口大幅下降，进出口动力转向东盟、南非、俄罗斯等“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美国联合其盟友对中国芯片产业的围堵不止拖累中国进口，更通过供应链联系拖累韩国、中国台湾等亚太区域经济体的进出口。她表示，从长期看，大国博弈意味着效率不再优先、贸易成本上涨和较高的不确定性，这些将进一步伤害存量贸易。
张同斌的报告主题为《艰难复苏的房地产市场及其预期管理》。他分析了开年以来我国房地产工作的现状与围绕“稳支柱、防风险、惠民生”等展开的内容。房地产市场第一季度表现出较为明显的复苏态势，销售额同比转正，投资增速降幅收窄，资金面小幅改善，土地市场缓慢回温。随着需求端利好政策的边际效应减弱，4-5月住房市场复苏态势较为疲弱，销售量环比开始下降，新建商品住宅价格与二手住宅价格上涨幅度趋缓。研究表明，第一季度楼市回暖主要由积压需求释放、各地房地产政策持续宽松以及经济整体回暖这三方面主导，这些主要因素在进入第二季度后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减弱，楼市复苏缓慢。今年我国楼市整体将呈现复苏态势，但是回暖进程相对漫长。结合债务、财政和人口等多方面因素，他建议，一方面边际放松房地产市场政策，稳定市场预期，避免房地产市场风险的爆发及扩散；另一方面我国房地产市场亟需走出以往依赖城镇化和金融化的发展模式，并结合国际经验探索出新的发展路径。
宁磊的报告主题为《做实失业保险领取，激发家庭消费需求》。他强调，总需求不足是当前经济运行面临的突出矛盾。在失业率仍居高不下、财政压力持续增加的背景下，如何在尽量不增加财政负担的情况下，减轻失业冲击的影响，调动低收入群体消费的积极性？他通过异质性结构模型的分析指出，提振消费的核心在于增加家庭收入，特别是亟需现金支持，同时边际消费倾向较高的失业群体的收入。对这些家庭给予现金支持不但可以增加这一群体本身的消费，而且还可以降低整个社会的预防性储蓄动机，从而从一个更广的范围内促进消费恢复。消费刺激的资金来源可以通过做实失业保险领取的方式，将失业保险基金有效利用起来，这也不会额外增加政府的财政压力。上海财经大学高等研究院的结构模型显示，在当前的失业保险缴费体系下，如果做实失业保险领取，那么最高可以对冲10%左右的失业风险冲击从而保证消费不会下降。
(供稿：张送萍 供图：段海娇 编审：张勃欣 收稿日期：2023年7月5日)
